“互联网+”时代,管理理论和经济理论的变迁

传统企业与移动互联网产生高度融合,“互联网+”的转型成为传统企业超越新兴互联网企业的绝对优势;新兴互联网企业不再是颠覆传统企业的重要力量,因创新者窘境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尤为突出,颠覆传统企业的或许是自己。

前言:我们生活在一个意义深远的转型期,变革空前而彻底,现在的管理学思想仍然沿用20世纪的那些基本假设,很少有人去注意它们是不是“事实”。但实际上,它们都已经过时了。如果用不正确的假设去制定战略,将不可避免地把组织引向不正确的轨道。——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21世纪的管理挑战》

当智能手机开始普及,网络接入速度加快,资费降低,社交平台大规模增长,支付平台全面开放,消费者、供应商、劳动者、平台、地理位置、移动支付等均已准备完毕,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全面到来。

互联网对人类的影响使得人类正处于一个经济、社会与技术大变革的时代,“世界近百年来发生的技术变革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辉煌”。

移动互联网时代,不同于互联网时代,更不同于工业时代,它又一次改变了商业规则、商业模式、管理理念和思维定式。但是,在“互联网+”的战略中,字管理进化和互联网化转型中,我们依然沿用的管理根基却是上一次工业革命中的基本假设,这难免会把我们的企业引入歧途。

技术进步带动管理进步,移动互联网属性映射到企业管理,使得管理理论和经济理论发生了重大变迁;传统企业与移动互联网产生高度融合,“互联网+”的转型成为传统企业超越新兴互联网企业的绝对优势;新兴互联网企业不再是颠覆传统企业的重要力量,因创新者窘境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尤为突出,颠覆传统企业的或许是自己。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重要管理理论和经济理论已经发生变迁

让我们来回顾一些重要的企业管理理论和经济理论,这些理论创造了伟大的企业;这些伟大的企业也为管理创新创造了卓越的成绩——通用电气使用管理原理来解决科研混乱的问题,杜邦用投资回报技术取得领先地位,宝洁的创新管理全球领先,丰田善于使用每一个员工的智慧……

但是,你在研究和实践中也会发现:这些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急剧变化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不足以完全支撑你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互联网+”转型和发展。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出劳动分工的观点,并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国民财富的作用。到20世纪初亨利•福特就把一辆车的生产分成了8772个工时。

——1911年,科学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在他的主要著作《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中提出科学管理理论,泰勒认为科学管理的根本目的是谋求最高劳动生产率,达到最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是用科学化的、标准化的管理方法代替经验管理。

——20世纪初,泰勒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量化、精细化的科学管理时代之后,蓝血十杰卓有成效地将数字化管理模式用于战争,为盟军节余了数十亿美元的耗费。战后,他们加盟福特汽车公司,把数字管理引入现代企业,开创了全球现代企业科学管理的先河。

——马科斯•韦伯在其主要著作《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中提出了行政组织理论,韦伯行政组织理论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1916年,现代经营管理之父——亨利•法约尔在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中阐述了一般管理理论。一般管理理论是指“有关管理的、得到普遍承认的理论,是经过普遍经验检验并得到论证的一套有关原则、标准、方法、程序等内容的完整体系”。

——193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发表《企业的本质》。该文独辟蹊径地讨论了产业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扩展规模的界限问题。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科斯发现,一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且对产权(指财产使用权,即运行和操作中的财产权利)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规范并不影响合约行为的结果,即保持最优化结果不变。换言之,只要交易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归谁,都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

——1954年,德鲁克出版《管理的实践》,提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目标管理,从此将管理学开创成为一门学科。1985年,出版《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全书强调目前的经济已由“管理的经济”转变为“创新的经济”。

但是时过境迁,在移动互联网的今天,这些以工业化规模生产的管理理论却出现了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不适应。正如管理大师德鲁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中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意义深远的转型期,变革空前而彻底,现在的管理学思想仍在沿用20世纪的那些基本假设,很少有人去注意它们是不是“事实”。但实际上,它们都已经略微过时了——如果用不正确的假设去制定战略,将不可避免地把组织引向不正确的轨道。

这就意味着一个重要的结论,传统企业所沿用的是工业化规模的管理思维,而互联网企业却是新的管理原则,“互联网+”的融合就是需要两个管理进行管理融合和相互的进化。

看看我们的事实已经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信息更加对称与消费者赋权

德鲁克其实很早就指出:互联网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零距离。因为信息对称,使得消费者能够更加了解产品,有能力参与到产品的开发、生产;于是消费者王朝和消费者赋权的时代到来。在商业宗旨变化的今天,企业不仅仅是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更多的是提供以用户思维为中心的解决方案,当一个消费者的能力比企业还大,所能影响的朋友(强关系)比企业还多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商业逻辑、观点都发生了变化。

★个性化代替了规模化

因为有了互联网,消费者所面对的不再是稀缺经济或者超市的几个货架,而是互联网上一眼望不到头的产品列表;因为供应大大增加,消费的个性化需求迸发,大规模的制造变成了规模化的定制甚至是私人定制。排浪式的消费已经过去,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时代已经到来。

★去中心化和金字塔组织结构的倒塌

移动互联网时代去中心化、去中介化特征凸显,每一个人都是信息的节点,没有中心,领导的职能大大削弱。无为而治、倒金字塔结构、阿米巴组织、海星模式、创客组织层出不穷。

★激励方式的变化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员工不再完全是胡萝卜加大棒之下的螺丝钉,他们有足够的信息掌握企业的核心,有足够的能力聚合一批消费者,有足够的速度响应市场变化,有足够的知识进行自主创新。以工资奖金为代表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出现了蜕化,取而代之的却是KPI取消、挑战性、专业主义、游戏化生存。

★企业的组织边界正在消失

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边界已经不是那么明显,企业开始无边界生存。企业内部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的工具进行跨越层级、一对一、工作社群、自组织的协作和信息沟通;外部可以吸纳全球化的资源,并且移动互联网进一步降低了科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提出的“交易成本”,传统意义上大企业存在的基础正在进一步崩溃,生态性的企业群落正在形成。

从一百多年前的泰勒科学管理开始,管理学以细化分工和明确职责拉开了以工业规模化为基础的提高效率的序幕,几乎所有企业都在发展过程中毫无疑问地追求管理的规范、精益精细的管理、严密的分工、标准化的流程,都在致力于管理的规范化和精细化。

泰勒、亨利•法约尔、马科斯•韦伯等管理大师组成了现代管理的理论基础,形成一系列的管理理念和规则,但是,标准化在提供精准控制的同时也意味着任何不符合标准的都是离经叛道;目标管理在确保个体与整体目标一致性的同时,也切断目标之外创新火种产生的渠道;科层体系在确保自上而下控制的同时,也阻碍了企业每一个节点的水平流动;可预测性的战略制定会降低对非连续性的、突发性的、动态性的的环境敏感性;在以X理论为主的外部理论中,会让我们无法看到责任、荣誉、热情作为个体力量迸发的可能。

不管管理原理和管理实务如何,都必须有其管理的假设。一百年的时间是否有点久远,一百年前所建立的管理假设是否依然没有变化。

以规模化生产为基础、以第二次工业革命为背景的管理理论,是否依然适合以互联网为背景的第三次工业革命?20世纪的管理理论是否能够为你的企业继续提供源源不断的组织能力?以工业化规模生产为基础的管理体系是否足以支撑“互联网+”的转型战略?

从20世纪30年代正式开展对管理学的研究以来,人们基于当时大规模的工业经济,对各类管理原理和管理实务进行预先假设。绝大部分传统企业都在遵循这些在工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管理理论,致力于企业的发展,致力于精细化管理、致力于明确的分工、致力于细化的流程、致力于严格的人力管理、致力于完美的过程,以提高整个组织的效率。

但是实际上,因为一个世纪以来,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变化,特别是信息技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互联网+”令这些管理假设都已经开始出现不适应性。

这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的走过百年。但是到了移动互联网的今天,这一切以工业规模化为基础的管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反而成为了制约企业创新、转型和发展的力量,组织的活力在这些管理原则背后荡然无存,一切都按部就班,这些按部就班多年来也没有任何人质疑过,企业在一切按部就班中走向了灭亡。

当用户变成了参与者,当企业的边界消失,当服务变成体验,当员工比你更了解市场,当体力劳动者变成脑力劳动者,企业的战略管理、商业模式、资本构成、人力资源管理等等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只要看看日趋变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就知道了,越来越年轻的80、90后在一线致力于创新,而在背后领导创新的却是越来越老的我们。我们是否也应该深入分析一下,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之下,所领导的企业、企业构成以及企业的员工,和规模工业传统意义的员工有什么不同,应该怎样才能激励他们,他们的生产率如何才能够得到提高。

我们发现,我们对变化得越来越快的企业管理原理,以及如何转化为管理的新实务实在是研究得不够的,与越来越快的环境变化和、趋势以及“互联网+”的要求是距离得越来越远。虽然我们在商学院所接受的教育已经够多了,基业长青、追求卓越、六个西格玛管理……但是,这些建立在工业时代基础上的管理方式,在以高度不确定性、“破坏性创新”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商业环境大变革中是否还是足够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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